某些时候的严管、清场甚至镇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种清场和镇压对于统治者也是七伤拳——因为他们资本的增殖的直接方式就是从这些被镇压者的劳动身上所获取剩余价值。镇压过度劳动力不足那么统治阶级失去了输血来源必然走向坏死和崩溃；不敢镇压就必然做出妥协进而变成饮鸩止渴的状态——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是没有第三条路的可能的。况且暴力机关的构成单位也是人，如果这些构成着的生活要素因为底层劳动者的罢工或者被镇压导致的生产空洞而受到影响，则暴力机关内部也不可能永远依附于统治阶级——这时候反而是那张“红皮”会起与统治者所希望的相反的作用（真假CPC之辩），大规模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前提必然是这种像富士康工运和佳士工运早期那样的中小经济工运推动、不断榨取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剩余价值剥夺空间的直到统治阶级的实质性维系统治的经济基础彻底崩溃后才会发生的（这也是我认为现在不可以盲动呼喊不切实际的政治性口号的原因）。
格式塔改造过的人类这是一种假想模型，而实际上这种“格式塔”就是社会性的矛盾运动本身——从劳资矛盾为主的阶级矛盾中不断在个体间广泛且共同体会到的拘束、受压迫和生存困难的感性感受中建构出的对现状的否定式观念。这不是一个人为的改造机器或者宣传机器，而是一种共性的历史结论的展开。
所以这种意义上来讲，左翼理论甚至都不是所谓的“左翼学者”下到工人间去“灌输”“传授”的，而是工人自发总结的朴素方法论与左翼学者的历史性哲学理论相互结合产生辨证运动之后的产物。这也是那句著名的“先当学生，再当先生”一话的深刻内涵。
